中央经济会议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扎实开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这些重要表述意义深远，在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将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引领作用

“没有数字指标，不意味着没有目标，稳中求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是明年的经济工作目标。”没有了具体的数字指标，意在强调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而不是速度，这是着眼于长久的远大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中国经济未来调结构、转方式，依然要靠改革来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目前，我国经济正由总量扩张性周期进入到结构优化创新性周期，而后者的时间跨度比前者要长得多。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重工业化特征明显，投资拉动作用大，消费拉动明显不足。进入工业化中期后，经济都是在高位平稳运行，潜在增长力和现实增长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要想再保持经济高速增长，除非在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新技术革命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会议强调，201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改革任务重大而艰巨。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改善民生，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应当坚持稳中求进，先稳再进，协调好增长与转型的关系。要注意近期的经济下行风险，将稳增长和促发展结合起来，确定经济下行的底线。在现阶段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经济增长是很有必要的。根据会议精神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以潜在增长率和就业优先作为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基点。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上限是防通胀，下限是保就业。同时，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为目标，确定今后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不低于7%。

二、以调结构和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作为政策基调，创造并获取改革红利。调结构就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必须以提高效率为根本要求，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没有水分的增长、就业增加和就业质量提高的增长，实现增长与收入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支持的和谐共生。促改革就是必须纠正过去经济增速一发生变化，政府就立刻出手干预，日积月累造成严重的市场扭曲的状况。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过去讲的基础性作用）。要尽可能地让市场不要形成政策依赖，同时又让市场感受到政府是在政策框架内有所作为。政府应从热衷于在第一线招商引资、扩大投资，转向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制定标准，保护环境，支持创新等。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坎、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激发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活力；通过提供负面清单，推动企业进行生产要素流动和整合，实现优胜劣汰和结构升级。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效率，藉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加强改善民生工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

三、要坚定地深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出台一系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导下，在制定第13个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全面系统的为中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做出科学的设计和可行的路线图。

四、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要促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的发展（比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托等）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被倒逼出来的。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是与我国金融系统银行过度管制、利率市场化没有完成、存贷款比管控密切相关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也需要金融创新以满足风险融资的需求。不能简单地将金融创新理解为资金空转。金融创新不是坏事，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五、继续保持审慎宏观调控的连续性。连续多年的货币高投放已经使流通中沉淀了大量的货币，必须有时间来不断的消化，一是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搞活存量，二是要严控新增量，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挑战，比如，经济下滑难以遏制需要有新的资金增量进行支持，但我们更希望看到新的货币投放是朝着转型升级的方向，而不是走回头路，而存量的盘活足以使传统行业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发展起来。

六、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参与。地方融资平台已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难以绕过的屏障，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新一轮改革中，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已显得十分重要，这次会议对此也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希望通过对财税体制的改革，最终要实现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消肿，让政府从事无巨细的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引导社会和民间资本进入更多的经济领域。

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从过去简单的事先审批和准入转化为科学的事中监管以及严格的事后监管。进一步释放市场的活力。但同时也要警惕一放就乱，我们搞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核心契约精神依然十分匮乏，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希望在变革中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或最大化。政府可以减少审批，准入的门槛可以降低，但必须按照约定的规则进行监管，只有监管到位，市场秩序才能健康。

八、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现代财政体制。根据国外经验，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我国目前的财政体系是由中央政府（央行）为地方政府（商业银行）进行“隐性保险”，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在改革中，需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责权范围，严格投资审核流程及问责机制，避免政绩考核带来的投资冲动，明确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问题，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既发挥融资平台在地方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又有效控制和防范可能产生的多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