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恰在此时，作为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国民政府参议员、清末举人黄炎培访问了共产党领导8年抗战的首府延安。黄先生在延安小住五日，留下了一本《延安五日记》，其中最有历史影响的就是黄先生所记录的他与毛泽东那段推心置腹的关于“兴盛衰亡历史周期律”的谈话。

《延安五日记》记载，79年前的延安，对于黄先生的到来，中共和毛泽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热情的接待，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与之彻夜交谈。黄先生谈到他对延安的印象兴奋不已，他深深被延安军民奋发向上，中共组织励精图治的氛围所感染，他仿佛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但黄先生毕竟久经历练，见多识广，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懈怠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最后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难以扭转，更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这番宏论后深情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事后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发生在79年前的这段著名谈话，可谓是“言者有意，意味深长；听者有心，铭心刻骨”。近80年来，执政的中共把这段谈话作为醒世名言，时刻牢记，时常提起，用以告戒党内领导层，小心陷入这个“历史周期律”的怪圈。而作为参政党的中国民盟，这段谈话则是我盟历史上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化遗产，是我盟与中共真诚交往、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即使在今天，不论是中共还是民盟，读起来仍然会有恍如昨日，余音绕梁的感觉。

我阅读《延安五日记》以后，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中共和民盟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律”都是同样的如此敏感，难以忘怀？解开这个历史迷团，需要我们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一、黄先生所言的“历史周期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封建王朝兴盛衰亡进程中确实表现的十分明显。黄先生当年并非危言耸听，中共对此也非杞人忧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显示，中国封建社会平均每个王朝的统治寿命为200年左右，最长不超过300年。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王朝盛世的出现，大约都在这些朝代的五、六十年之内。“文景之治”发生于西汉前55年之内，“光武中兴”发生于东汉前30年，“贞观之治”发生于唐朝前30年，“康乾盛世”发生于清朝立国60年前后。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前几十年能够得以稳定和发展．之后就逐渐走下坡路？历史学家们的分析结果是：一个封建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往往既是夺取政权的开国者，又是统治基业的开创者、参与者或目击者、亲历者等等。他们大都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着深刻的感悟。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谅被统治的农民和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从本家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给百姓减轻负担，休养生息，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然而一个王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之后，那些来自下层民间的，成长于马鞍战场的老一代开国者自然要退出历史政治舞台，而他们的继位者则无疑都是生长于皇宫内院，既不懂得创业奠基之艰难．也不了解民间百姓之甘苦的王公贵族。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及其后一代．既可以享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无法回避“最糟糕的教育”。这些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对国计民生缺乏真知灼见、对君王与臣民百姓关系的认识理解僵化、浅薄，不得要领。其结果或者是纸上谈兵，误国误民，劳民伤财，或者无所事事，任官宦强人左右国政而无可奈何。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表现了这样一个200年左右的周期，前几十年稳定、发达、兴旺，进而达到鼎盛阶段，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腐败灭亡。

第二，黄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率”在人类近现代和当代政党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实证表现。如果说，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于世袭、分封、专制这一系列制度层面的必然性结局，因而不可能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的政党政治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否定和摧毁，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前提，以人权和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但也同样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率”现象，这是中共领导人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

例如昔日老大哥，前苏联共产党，其影响力、威望达到鼎盛时期，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业绩之后，从勃列日涅夫开始僵化、停滞、走下坡路，在经历了74年的执政历程之后，离开了执政地位，成为俄罗斯国内一个普通的在野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教训足以让执政的中共和参政党民盟深刻反思和警醒。

第三，黄先生当年所说的“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的表现。历史和时代的演变必然折射到在大众层面．特别是大众心理层面。代际流动是任何国家民族都要面临的自然现象。当今，令中共永远不能忘怀的“送新郎当红军”的人民群众；“用乳汁救活共军伤员”的人民群众；“几百万人推着小车支援淮海前线”的人民群众，大多数都已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已经作古了。最近20多年陆续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人民群众主体成分的都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成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依附国家观念、平均观念、知足观念等等．正在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观念、自立观念、竞争观念、进取观念等等所取代。因此，面对“历史周期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制定“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密切党群关系，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扫清障碍。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也得到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各界的拥护支持。

总之，“历史周期律”是当年黄先生和毛泽东共同提出的课题。如今，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5年苦难辉煌的风雨历程。在当今中国，历史周期律不仅仅是执政党的课题，也是中国各党派不能回避的共同课题。我们的共同答案就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